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版图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调整。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末,成都的常住人口达到2153.5万人,而北京则为2180.0万人,两城之间的差距已收窄至仅26.5万人。这一数字背后,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人口曲线:成都自2021年至2025年,常住人口累计增加了近60万人,即便在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了连续五年的正增长态势。反观北京,同期除2023年外,其余四年常住人口均为负增长,五年间净减少近9万人。这一增一减的剪刀差,使得成都与北京的人口规模从2020年普查时的95.5万人差距,迅速缩小至如今的26.5万人。按照这一趋势,市场普遍预测,未来三到五年内,最迟在2030年之前,成都的常住人口总量将超越北京,从而改写中国城市人口排名的座次,成为仅次于重庆和上海的第三大人口城市。这场看似简单的数字更迭,实则映射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刻变迁与城市发展模式的多元分化。

 成都的“人口磁极”效应

 成都何以能在全国人口增长放缓的宏观环境下,持续吸引人口流入?其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红利、产业升级与城市魅力的综合作用。作为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要支点,成都近年来享受了包括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内的多重政策赋能。在“抢人大战”中,成都采取了极具包容性的户籍政策,外围县市实行“零门槛落户”,中心城区也通过“居住证+社保年限”的方式为外来人口打开了落户通道。这种“来者不拒”的姿态,与许多东部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为关键的是,产业活力的迸发为人口聚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成都的经济总量连续跨越多个千亿级台阶,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从国产动画电影的崛起,到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等前沿科技的突破,成都正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动能。产业的繁荣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公园城市”的宜居环境与“巴适”悠闲的城市文化,又形成了独特的软实力,对年轻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数据显示,成都14至45岁的青年人口占比接近46%,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青春之城”。这种对高学历年轻人才的强大“吸附力”,使得成都不仅实现了人口数量的增长,更优化了人口结构,为城市的长期发展注入了活力。

 北京的“减量发展”逻辑

 与成都的“加法”不同,北京近年来执行的是以“减量”为特征的发展路径。这并非城市吸引力下降的体现,而是一场主动为之的战略选择。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北京面临着水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容量等多重压力。为此,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要按照“以水定人”的原则,将常住人口规模长期稳定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也因此成为全国首个明确提出并实施“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这一战略的核心是疏解非首都功能。自2014年以来,北京中心城区(城六区)的人口规模累计下降了超过200万人。大量批发市场、一般制造业企业等被有序迁出,带动了相关从业人员的流动。与此同时,北京通过严格的积分落户政策控制户籍人口增长,并着力将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城市副中心和平原新城疏解,引导人口在更大的都市圈范围内合理分布。这种“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走”的调控,旨在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追求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北京人口数据的波动,更多是顶层设计下的结果,而非市场自发选择的反映。

 双城发展的路径分野

 成都与北京在人口动态上的一进一退,本质上是两座城市基于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所做出的差异化战略选择。成都正处于城市能级跃升和区域辐射力增强的关键时期,通过做大人口与经济规模,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的地位。其发展逻辑更侧重于集聚与扩张,通过人口的持续流入带来消费市场扩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创新要素汇聚,从而驱动经济循环。

 北京则已迈入以提升发展质量和优化核心功能为主的新阶段。在人口规模触及“天花板”后,发展的重点转向了内部结构的优化与效率的提升。例如,尽管人口总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但北京的人才密度、全员劳动生产率、科技产出效率等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其发展逻辑从追求“量”的增长转向了“质”的飞跃,致力于解决“大城市病”,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强化“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这两种路径并无绝对优劣之分,都是超大城市在不同历史方位上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实践。

 超越排名之外的发展思考

 当我们将目光从单纯的人口数字排名移开,会发现更为重要的议题是如何实现人口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无论是成都的“增长”还是北京的“减量”,最终目标都是让城市更宜居、更有活力、更可持续。对于成都而言,在人口持续涌入的同时,需要前瞻性地应对公共服务配套、住房保障、交通通勤、环境承载等方面的挑战,避免重蹈一些特大城市“城市病”的覆辙。其规划也已提出,到2035年要将常住人口规模严格控制在2350万人以内,体现了对资源环境硬约束的清醒认识。

 对于北京,如何在严控规模的同时保持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是一大考验。关键在于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功能布局。同时,通过科技与产业创新,提高单位土地和人口的产出效率,实现内涵式增长。这场人口第三城的“易主”预测,更像是一个观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窗口。它预示着人口流动的重心正在从传统的东部沿海核心城市,向拥有广阔腹地、政策红利和成本优势的内陆中心城市倾斜。未来,城市间的竞争将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比拼,而是发展模式、治理能力、生活品质与可持续性的综合较量。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每一座城市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路径。